第三六零五章 高冷瓷器 2

　　除了外在的奔放，这位皇帝也有一颗求知‘欲’旺盛的心，他‘始终浸润于探索万物生成与变化之道’，对西方的几何、机械、医学等等都表示过兴趣。,:。

　　所以，雄才大略的康熙，这一朝的艺术瓷富丽堂皇，雍容华贵，展现了国家富强的时代风貌。

　　瓷器‘造型‘挺’拔硬朗、雄奇魁伟者颇多，大件琢器更是如此。小件作品细巧秀丽者也不在少数。各种釉彩应有尽有，釉上彩绘更是绚丽多姿’。

　　到了雍正这一代，康熙朝的宽松政治(这也与个人‘性’格有关)导致朋党，雍正在潜邸的几十年已经‘冷眼旁观’到这种政界的恶习，他甚至说过：‘试思当今皇帝即昔日饱尝人世间酸甜苦辣之四阿哥也。’

　　因此，他继位后把自己变成一个‘铁腕君主’，旨在改革官僚组织，树立全新的官僚体系。

　　‘别废话，把一切都‘交’托给朕!’

　　这就是铁腕君主最贴切的心声。

　　‘把一切都‘交’托给朕’，所以雍正事无巨细，政事全部过问，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;而且严谨细致力求不出纰漏。

　　反映到瓷器的外形上面，就是从造型上，内敛;从颜‘色’和纹饰上，不张扬。

　　雍正既忙于国家大政，又忙里偷闲展示自己的雅兴。

　　他的这些嗜好，如喜欢什么瓷器，不喜欢什么瓷器，则在清宫档案记载中一览无余。

　　雍正陶醉于瓷器艺术，直至爱屋及乌，甚至对瓷器作品的包装、装演、用料、式样都有很具体的指示，可谓事无巨细，倾心力为，正是‘把一切都‘交’托给朕’的体现。

　　雍正褒雅贬俗，反复强调要‘文雅’‘秀气’‘素静’‘‘精’细’，并且要求将‘内庭恭造之式’作为衡量工艺品是否堪用的基本标准。

　　所谓的‘‘精’细’是指在设计、选材、制作、纹饰、颜‘色’、器型等各方面近乎苛求的讲究。

　　这一点不但从档案中可以随处采撷，而且从清宫遗存的大量雍正朝的工艺品上更能直接体现。

　　譬如官窑瓷器的圈足部位亦要修整成滚圆的‘泥鳅背’，抚之有糯米粉般的细腻感。

　　正是这种讲究，这种‘‘精’细’，使雍正朝的工艺品在有清一代脱颖而出，树立了‘孤高’的品格。

　　雍正对宋代瓷器非常推崇。

　　宋代瓷器在理学的影响下庄重、规范、严谨，以其大度秀美的造型、纯净明快的‘色’泽、变幻无穷的窑变、高雅清新的格调而着称于世，这些特征均与雍正文雅、素净、脱俗的审美标准相‘吻’合，雍正对宋瓷情有独钟。

　　所以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在雍正朝的御制瓷器中，出现了很多的仿古样式，遥向宋瓷致敬。

　　包括佳士得曾经上拍的粉青釉双龙尊，就是如此，充满唐宋遗风，又有当朝艺术特‘色’。

　　雍正为何钟情于陶瓷古时样式?

　　我认为，这是他自然的选择。

　　从大的方面，他曾目睹康熙朝的政治寡头，也经历过九子夺嫡，相信实行铁腕统治才是治国良方，而这种良方的理论依据只能在汉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中找到，因此他不像康熙热衷西洋，而是折回汉人古代的智慧中去寻找灵感，他的‘慕古’之风，也自然体现在瓷器上。

　　雍正继位时已经45岁，换言之，他在潜邸渡过了漫长岁月。

　　有记载，在他居住不远的地方就有一间寺院，他经常过去和禅师参禅。

　　资料显示，雍正在《雍邸集》(当皇子时的诗文集)自序中说：‘朕昔在雍邸，自幸为天下第一闲人。’

　　有诗为证：‘闭‘门’一日隔尘嚣，深许渊明懒折腰。观弈偶将傍着悟，横琴只按古音调。新情都向杯中尽，旧虑皆从枕上销。信得浮生俱是幻，此身何处不逍遥。’

　　他还曾自称‘圆明居士’。

　　同时，身为皇子时，他看似远离权力争斗，十分安静地居住在潜邸，多流‘露’出日常赏‘花’‘吟’诗、把玩珍藏的状态。

　　我们无从得知，雍正当年这么做，是真的宁愿远离政权寻求内心圆满，还是在下一盘大棋，用这些掩盖自己的野心。

　　‘表示淡泊名利而又极其热衷名利，表示鄙薄权位而又极端追求和把持权位，两种恍似相对立的心态，居然在雍正‘胸’臆中同时存在着而且融洽相处，此隐彼显，此显彼隐’。

　　然而，毫无疑问，这段时光，的确造就了他高雅慕古的审美趣味。

　　有一种说法，我认为十分在理，‘儒道释三教的融合是雍正超然脱俗的审美情趣形成的根源’。

　　还有一个居功至伟的唐英！

　　雍正御窑‘色’釉瓷的成功烧制，主要归功于督陶官年希尧的协理唐英。

　　年希尧虽名为督陶官，却常年驻守在遥远的淮安板闸关，只在每年‘春’秋两季时巡视御窑厂。

　　自雍正六年，唐英奉命以内务府员外郎之衔来景德镇御窑厂协理陶务后，御窑厂的众多事务实际上都由唐英一人‘操’办，‘精’心打理。

　　其实，唐英刚到景德镇时，对瓷器生产一窍不通。

　　因职责所在，并且为了不负皇命，他一方面知人善用，在雍正七年派厂署幕友吴尧圃去着名的‘色’釉瓷产地洛州禹县钧窑调查陶瓷釉料的配制秘诀，其后又在御窑厂加紧研发新产品，并‘呈进仿钧窑瓷炉大小十二件’;

　　另一方面从头开始学习陶瓷生产工艺和窑厂管理经验，逐渐由外行转变成内行。

　　其《陶人心语》记载：‘用杜‘门’、谢‘交’流，聚‘精’会神，苦心竭力，与工匠同其食息者三年，抵九年辛亥，于物料、火候、生克变化之理，虽不敢谓全知，颇有得于‘抽’添变通之道。’

　　从雍正六年到雍正十三年的短短八年间，景德镇御窑厂计费数万，所烧造的产品不下三四十万件，各类品种共计57项，其中大多数是‘色’釉瓷。

　　既有仿汝窑、仿粉定、仿钧窑玫瑰紫、海棠红、茄‘花’紫和梅粉青，仿官窑茶叶末、皮绿和浇黄，仿宣德鲜红和宝石红。

　　又有法青釉、西洋紫‘色’器皿、抹印器皿、彩水墨器皿、山水、人物、‘花’卉和翎‘毛’仿笔墨浓淡之意、黄五彩器皿、洋彩器皿、乌金釉(含黑地白‘花’和黑地描金两种)、西洋乌金器皿、抹金器皿等创新品种，玲琅满目，异彩纷呈，却以天青、祭红最为突出，达到了极高水平。

　　后来，人们将这一时期由唐英督烧的御窑制品称为‘唐窑’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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